‘不足以定罪,不足以脱罪’：穆勒报告摘要中文全文看这里

美东时间周日下午，司法部长巴尔致信国会，说明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的主要结论。

巴尔在信中说，穆勒的调查指出，没有发现川普竞选团队或相关人员与俄罗斯政府共谋或提供协助。而对于干预司法，穆勒认为，“一方面这一报告无法得出总统有罪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无法得出他无罪的结论。”

这封信全文如下：

特别检察官的报告

周五，特别检察官（穆勒）依法向我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解释他关于起诉和不起诉（“通俄门”相关人员）的决定。这一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报告”。虽然我尚未完成审查，但我相信，详述这份报告、并总结特别检察官及其调查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报告称，特别检察官及其团队彻底调查了关于唐纳德·J·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以及其他相关人等涉嫌于俄罗斯政府共谋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寻求妨碍相关联邦调查的指控。报告中，特别检察官指出，为了完成调查，他雇请了19名律师，并有大约40人、由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情报分析师、物证专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特别检察官共发出了超过2800张传票、执行了近500份搜查令、获取了超过230份通讯记录、近50次要求电话监控、13次请求外国政府提供证据、并面谈了大约500名证人。

特别检察官对一些和他调查相关的个人和实体做出了指控，其中一些已被定罪，这些信息都已公开披露。在他的调查中，特别检察官还将一些问题转给其他部门进一步调查。报告不会建议任何进一步的起诉，也不会寻求公开之前的秘密起诉。以下，我总结了特别检察官报告中的主要结论。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特别检察官对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俄罗斯影响大选的努力，并记录了和俄罗斯政府有关的相关人等所犯罪行。报告进一步解释了，特别检察官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查清是否有美国人——包括和川普竞选团队有关的人——参加了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阴谋；这将构成联邦罪行。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没有发现川普团队或与其有关的人参与或协助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正如报告所说：“调查无法认定，川普团队或与其有关的人参与或协助了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行为。”（脚注：在评估潜在的共谋起诉时，特别检察官也考量了川普竞选团队人员是否与俄罗斯干预大选行为有“合作”。特别检察官将“合作”定义为“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就干预大选达成的暗示或明示的协议”。）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认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是由一个俄罗斯的组织“互联网研究机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释放假消息以扰乱视听，最终达到干预大选的目的。如前文所述，尽管特别检察官对一些俄罗斯公民和实体提起了诉讼，但是特别检察官没有发现任何美国个人、川普竞选团队官员或与其有关的人员参与IRA的共谋、或在知情情况下协助。

第二个方面是俄罗斯政府试图进行黑客攻击，以收集并散布消息影响大选。特别检察官发现，俄罗斯政府人员成功黑入了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以及民主党组织有关的人员的电脑，并获取电子邮件；之后通过包括维基解密（WikiLeaks）在内的多种媒介公开散布这些材料。基于这些行为，特别检察官就一系列俄罗斯军官以干预大选为目的黑入美国电脑的行为提起诉讼。但如前所述，尽管俄人员多次提议协助川普竞选，但特别检察官没有发现川普竞选团队或相关人员与俄罗斯政府共谋或提供协助。

干预司法。报告的第二部分叙述了特别检察官对总统的一些行为是否会引发干预司法的担忧进行的调查，这些行为绝大多数都被公开报道过。在进行了“彻底的事实调查”之后，特别检察官曾考虑是否根据司法部关于政府人员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要求对这些行为进行评估，但最终决定不做出传统意义上是否起诉的决定。因此，特别检察官没有就（总统）被调查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司法）得出结论。相反，对于每一项被调查的行为，报告列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并搁置了特别检察官认为在是否应认定总统的行为或意图构成干预司法时，在法律和事实上“有困难的问题”。特别检察官指出，“一方面这一报告无法得出总统有罪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无法得出他无罪的结论。”

特别检察官决定只描述和妨碍司法调查有关的事实、不得出法律结论的做法，使得司法部长（巴尔）需决定报告中描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调查过程中，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曾与司法部相关官员就干预司法调查中若干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讨论。在审视特别检察官最终报告、咨询包括法务部门在内的司法部官员后，根据指引起诉决定的联邦原则要求，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和本人（司法部长巴尔）认为，特别检察官调查中发现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总统犯下了妨碍司法的罪行。我们的决定与是否起诉在任总统的宪法考虑无关。（译者注：司法部内部意见认为，在任总统不应被刑事起诉。）

在得出结论之际，我们注意到，特别检察官承认，“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总统涉入了和俄罗斯干预选举有关的犯罪”；不过——尽管并非绝对——这些证据的缺乏与总统意图干预司法有关。一般来说，要认定干预司法罪行并使之成立，政府须证明——并排除合理怀疑——涉事者怀着腐败的动机参与了妨碍行为，其必须与未决或拟定的法律程序有足够的相关。就总统的行为而言——其中很多都是公开的——报告没有发现有任何行为构成了妨碍、与未决或拟定的法律相关、或怀着腐败的动机。根据司法部指南，要做出这些认定，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司法部审查状态

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检察官的报告是提交给司法部长的“机密报告”。但正如我之前所述，我意识到这一问题上的公众利益。因此，我的目标和意图是，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司法部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公开特别检察官的报告。

基于我与特别检察官的讨论和我的最初看法，显然，报告中包含和大陪审团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根据联邦法律属于限制公开。这样的限制保证了大陪审团程序的公正，同时确保大陪审团独特而珍贵的调查权被严格限制在犯罪调查中。

由于这些限制，处理报告的进度将取决于司法部能够多快地认定哪些信息属于此类。我以要求特别检察官就此提供协助。另外，我还必须确定，报告中哪些信息会影响其他正在进行的程序，包括其他部门正在进行的调查。以上程序一结束，我就可进一步决定根据法律、法规和司法部规定，哪些部分将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