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未来只能给机器人打下手？

将于当地时间10月23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纽约客》封面描绘这样一幅未来图景：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乞丐坐在未来的曼哈顿街上乞讨，身旁的机器人向他手里的杯子里投掷螺丝和螺帽，他身旁的小狗也满怀惊讶和担忧地看着旁边走过的机器狗。

这幅漫画对应的封面文章名为《黑暗工厂：欢迎来到未来机器人帝国》（Dark Factory），作者走访美国多个地区和中国上海，与流水线工人、机器人科学家、企业家等人交谈。他发现，目前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被机器人取代，而且科学家还在研发更加智能的机器人。以前机器人只是人类劳动者的帮手，但如今却是人类给机器打下手。人们对这种这种趋势情绪复杂：机器人让劳动更简单，但也淘汰了更多工人，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形势带来变化。

“人肉机器人”

现年58岁的戴维·斯丁森（David Stinson）在全球最大的办公家具制造商Steelcase公司工作，是一名工区负责人。他说：“我不后悔来这个公司。我之前考虑过离开，但这里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舒适。现在的科技也真有帮助。它不是在夺走你的饭碗，而是当强大的助手。这绝对是这个领域未来的潮流。”

坐在斯丁森旁边的工人威廉·桑迪（William Sandee）今年已经64岁了，从1972年起，他就在Steelcase公司的喷漆生产线工作。他回忆起过去在工厂的时光：“那个时候，做Steelcase公司的员工就已是很有油水的差事。”

上世纪90年代，Steelcase公司在美国有上万名工人，旗下有七家工厂，都开在密歇根州第二大城市大急流城（Grand Rapids）附近。那时的工厂里挤满了工人，生产座椅、文件柜、办公桌、会议桌等办公家具。从打磨木材、给木料上漆到组装钢铁部件，都由工人们手工完成。但今天，该公司在密歇根州只留下了两家工厂，合计雇用工人不足2000人。公司在美国境内还有一家工厂，开在亚拉巴马州城市雅典（Athens）。那里有1000名全职员工。

在很多方面，Steelcase公司的历史就是美国制造业这些年变迁的缩影。这家公司成立于1912年，此后几十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大批企业迅速扩张，需要购置办公桌、文件架和办公隔断布置办公室。接下来，科技泡沫破灭，无数初创公司不得不拍卖公司家具。Steelcase公司也开始把业务转移到墨西哥、中国生产，最后迁到印度。2011年，该公司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关厂和裁员行动。公司几乎所有的座椅产地也都挪到了墨西哥。

近来美国企业公布了创纪录的高盈利，需要数以百万光鲜亮丽的新办公空间。Steelcase公司由此在低谷反弹。公司的总部原来是个翻修的工厂，现在变成了一个试验各种流行工作空间风格的场地。那里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格子间用玻璃间隔，员工可以抱着笔记本斜靠在椅子上，或者穿梭在立式办公台上，站着办公。

在科技的推动下，员工的工作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作环境也更健康，所需的工人也越少。罗布·柯克布赖德（Rob Kirkbride）是大急流城当地日报《大急流城新闻报道》（Grand Rapids Press）的记者，也为一些和行业刊物报道新闻，已专注报道Steelcase公司将近二十年。他指出：“显然公司不会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宣布：‘我们不会再请人了。’可据我所知，这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现在Steelcase工厂有了自动化的生产线，有了可以举起办公桌面的机器手。作为工区的负责人，斯丁森管理一条生产线上某区域的约15名员工。直到去年，工厂的工人还都不得不参照一长串步骤指示做事，忍受着繁复精细工作的痛苦，要在满载多种尺寸部件的拖车上找出适用的螺栓、螺丝和插销，按正确的顺序，将它们插入每个应该插入的孔位之中。

但现在不同，有了电脑程序指挥的工作台——所谓“可视化台面”，它能一步步指导工人组装一件家具。整个过程几乎毫无差错，因为一旦有个步骤出了错，电脑系统就不会允许工人继续操作。

有些人管这些按照严格自动化步骤劳动的工人叫“人肉机器人”——他们不需要什么岗前培训。在生产线上，连电钻都是电脑控制的机械臂掌握的，工人只需把机械臂拉到正确的位置，让机械臂钻孔。10年前，工业机器人协助工人完成生产任务；但现在，机器人淘汰了不少工人，剩下的人类工人也只能给机器人打下手了。

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曾普遍认为，技术进步让劳动者增加的就业机会和失去的机会同样多，但近些年的研究开始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指出：“不是工作或者就业岗位本身快要没有了，而是如果靠自身劳动，那些技能水平比较低的人可能就没法挣到足够收入，负担得起像样的生活。这点我们已经目睹了。”自动化让工人的工资缩水，工厂的就业岗位开始减少，对求职者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奥托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转变过程也会激化贫富差距。人才市场是基于劳动力稀缺的观念建立的，这种观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能力，拥有相当的劳动力，雇主需要这样的劳动力，在三十年左右的就业生涯中，劳动者可以随时在人才市场出售自己的这份能力。而今，这种劳动力交换的模式正在走下坡路。

“这不代表没有钱赚了，只是越来越多的钱都流入了拥有资本或者创意的人腰包里，”奥托尔说，“资本分配不像劳动力那么均等。人人生来都具备一定的劳动力，但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手握资本。”

由于推行自动化，Steelcase公司的五金工厂已经在寻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经理人选，现在要求有大学学历，不能只有高中文凭。公司还聘请工程师仔细查看工厂数据，以求找到可以进一步自动化的环节，进而提高“效益”。有些人获得了技术类专业的学位，能管理自动化的系统，还有些企业主正在自己的公司实现自动化。这两类人增加个人财富的潜力巨大。

可那些技能较低的工人就“钱途”渺茫了。今年三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和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帕斯卡尔·雷斯特雷珀（Pascual Restrepo）发布了一篇论文，研究了从1990年到2007年美国本土人才市场的形势。他们发现，一个地区密集运用工业机器人同当地就业和薪资减少有直接关系。科技会加剧全球化的影响。如果用薪资这个标准来衡量，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收入比1973年低了9个百分点，而这期间全国经济整体增长了两倍。斯丁森承认，Steelcase公司的工人目前收入还停留在1987年的水平。

然而，斯丁森和桑迪还是都认为，自动化不会对他们的工作构成威胁。桑迪还记得，Steelcase公司的一位传奇人物、1990年以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身份离休的Frank Merlotti曾视察工厂，并对工人们发表讲话，一时群情激动。据桑迪回忆，Merlotti当时说：“听着，让工厂运转、让梦想成真的是你们，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在桑迪看来，人类有灵巧的双手，能根据感知做出判断，这些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想一想，还有一些事是机器人不能胜任的，比如把手放进一些东西里面，打开盒子的包装，打一个结封口。他预计，即使未来实现了自动化，也需要人运用岁月沉淀和经历磨练获得的智慧。“你还必须请人在这儿。还得有人来看着那种应该无所不能的机器，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那机器不想按照既定方式工作了。”他这样说。

机器人“温妮”

一天下午，在布朗大学的“人类与机器人实验室”（Humans to Robots Laboratory），一台拥有笨重红色机械臂的机器人想要从人造雏菊中摘花瓣。这台机器人在实验室被昵称为“温妮”（Winnie），它用一只带胶头钳的机械臂夹住人造雏菊，接着缩回另一只机械臂并轻轻转动，指向人造雏菊。此时，它发出了类似电机空转的声音，好像是在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随后，这只机械臂猛地伸向人造雏菊，抓住一片花瓣，并把它放在桌子上。随后，“温妮”再次缩回机械臂，像机器一样发出吱嘎声。

这家实验室由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斯蒂芬妮·泰勒丝（Stefanie Tellex）创建，她一直致力于开发能与人类协同工作的机器人。“总体而言，我的研究项目涉及机器人开发，这种机器人可以在一些复杂任务上与人类协作，”泰勒丝告诉我，“我们想要开发的机器人能在它们所在的环境中很好地感知和操纵物体。”

机器人专家经常会用到“操纵”一词。即便是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那些涉及给物品打包或是组装小零件的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最灵巧的机器人在面对从未见过的物体时，只有90%的几率能将它成功组装好，这显然不能满足工业要求。

解决这一问题——教会机器如何处理形状不规则物体的随机排列——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一次机器人课上，有学生提出要教一台机器人做沙拉。“让机器人来做沙拉，不仅难度非常大，而且从成本角度讲也非常不划算，”泰勒丝的教学助理乔希·罗伊（Josh Roy）说，“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用机器人可以做一盘价值3万美元的沙拉。”

无论机器人从事什么任务，技术人员都面临着一项挑战，那就是设计“末端执行器”（end effector），即机器人机械臂末端像人手一样的工具，可以抓住各种形状、尺寸和质地的物体，还要处理不同的压力水平。但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如何教会机器人感知不同的物体，理解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也正是泰勒丝目前全力解决的问题。

教会机器人感知不同物体的意义重大。比如，这项技术可以用于采摘水果和其它农产品的劳作；这种劳动目前往往需要人要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而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这种体力工作，通常是由那些低收入的外国移民去完成。

但自动化不仅仅只会对农业带来影响。能有效捡起蓝莓的机器人可以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目前完全是由人类来承担。此外，这种趋势还有可能给工业机器人带来新的挑战——不仅需要它们从箱子里拿出钱包，还要求它们从钱包里抽出信用卡。

“我通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自动化怎样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泰勒丝说，“哪些才是人们如今正在做、但机器人可能也会做的事情？”

敏感话题——自动化

企业高管们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们很少公开提出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自动化都是一个敏感程度堪比外交事务的话题。欧洲的阿霍德-德尔海兹食品零售集团（Ahold Delhaize）在美国拥有Stop & Shop超市和Peapod线上食品杂货两个品牌，这家零售巨头希望在5年内能让所有门店的清洁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做。但Ahold Delhaize的发言人坚称，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要取代人工。他表示，有了能清洁商店的机器人，“我们门店的工作人员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服务顾客了。”

这些举措并不仅限于私营企业，其敏感性也不限于私营企业。在丹麦南部，当地政府聘请了一位负责机器人技术的高管保罗·马丁·穆勒（Poul Martin Moller），让他帮助将更多的机器人融入到公共部门——这主要是一项节省开支的举措。由于市场上很少有侧重于医疗的机器人，所以穆勒及其团队将带有活动胳膊的移动机器人（原本设计用于仓储中心）运过来并进行改造，以便能为医生和护士提供搬运服务。这些机器人的工作态度非常好，从不抱怨，也不用休息。但穆勒对医务人员的反应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们都将机器人当成了替代自己的潜在工具，并试图加以破坏。

从那以后，穆勒就开始了有关“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的宣传，并且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高度重视并处理好人类员工的抵触情绪。作为补救措施，他建议用机器人节省下来的成本重新培训那些被取代的人，让他们能够从事机器人当前不能做的比较复杂的工作，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

在美国，工作场所的自动化也充满了政治色彩，企业高管们都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即便在公开谈论这一话题时，他们通常会说机器人不会取代人类，只是帮助人类让工作变得更轻松。

这并不完全是谎言。我曾在Steelcase问过斯丁森和他的同事，自动化对装配线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们回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化让工作变得更轻松，工厂也因此变得更干净，噪音更少，生产效率更高。而且如果装配线出了问题，他们可以通过查询数据，迅速找出问题。

同时，大多数工人都喜欢在不同的职位轮换，并不愿意在同样的岗位一干就是好几年。工厂自动化还使他们身体承受的压力更小了。对于这些经历过经济衰退、境外生产和技术变革的工人们来说，现在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轻松。

由于提高了生产效率，自动化还让美国制造业重新实现增长。当然了，提高生产率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减少工人数量。制造业回流美国还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即使创造的工作机会不像原来的数量那么大。

目前，制造业人员在美国劳动力中的占比不足10%。由于工厂关闭，失业工人只能到快餐店或大卖场找工作，尽管那里的工资和福利毫无吸引力。但现在，连越来越多的店面零售岗都逐渐消失——店面零售正在迅速将市场拱手让于在线商城，比如麦当劳推出“数字售货亭”，有望在2018年底取代5500家餐厅的收银员。

与此同时，Uber、谷歌等公司正在大力投资自动驾驶技术，期待此类车辆重塑交通运输。2016年8月，Uber公司收购了Otto，后者是一家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初创公司，专业开发可用于长途卡车运输自动化的技术。建筑业岗位也受到自动化的威胁，一家纽约公司推出了一种激光定向系统，每天可铺设820块地砖，比普通石匠的效率翻了一番有余。

对于低技能工人来说，仓库工作似乎是个亮点。尽管塔吉特或山姆俱乐部的门店不再雇佣大量员工，但物品流动仍需要借助仓库网络来存储和运输货物。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他们目前在美国的配送中心拥有超过九万名员工，并计划再招聘上万人。仓库工人仍然需要在货架拣取货品并打包装箱，然后发货给网上下单的消费者。在线购物现在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重要渠道。

但是，在线购物的流行不仅使仓库变为劳动力的聚集地，同时也使其成为自动化的诱人目标。2012年，亚马逊斥资8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Kiva的机器人公司，他们生产的机器人可以在工厂地板上迅速移动，随意放置重达750磅的货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估算，通过引进Kiva机器人，每年亚马逊的每间仓库可节省2200万美元，全公司节约资金达数十亿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亚马逊正在寻求收购或开发系统，以取代人工收取包裹。去年六月，当该公司宣布计划收购全食超市连锁店时，坊间立刻有传言说，亚马逊打算让杂货店的食品配送中心及其门店实现自动化。

未来：“黑暗工厂”

如果说完全自动化的仓库与其前身是结构不同的实体，那么全自动工厂又如何呢？Symbotic仓库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加哈甘（Chris Gahagan）曾指出，其它国家接受工业机器人的态度比美国更积极。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机器人的认可程度。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登上了开往上海市区的公交车，向南沿黄浦河行进。大约半小时后，我到达了一片巨大低矮的建筑，那里停放着数百辆自行车。迎接我的是上海剑桥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黄刚（Gerry Wong），这家企业主要为华为、诺基亚和阿尔卡特-朗讯等公司生产电信设备。他介绍说，公司每月生产两、三百万件产品。黄刚个子不高，头发乌黑，戴着七十年代风格的厚眼镜，脸上挂着咧着嘴的笑。

中国的许多商人可以毫不动容地谈论自动化，黄刚很快向我们展示这一点。他解释说，剑桥工业集团正在尽可能多地使用机器人取代人工。大约三年前，这家公司有3500名工人，两年前是2500人，现在只有1800人了。而在同一时期，工厂的产量翻了一番，他对此颇为自豪。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每隔几年就翻一番，” 黄刚解释说：“实际上，我们正在通过自动化提高效率，克服困难。” 他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精益生产必须包括工业自动化，目前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制造业，它也是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引擎，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增长开始放缓。尽管中国人的工资每年都在急剧增长，但制造业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小，政府正在投入巨大资源，使中国成为世界的自动化之都。

当我们穿上工作服、戴上发网、穿上布质鞋套准备进入洁净的生产区时，黄刚阐述了在中国快速实现自动化的必要性。他说，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劳动力短缺。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正在推动所有行业走向自动化。” 黄刚说。雇员们似乎能够适应。“也许他们不太关心，不像欧洲的工业革命那样，人们会摧毁机器。那时是旧时代。”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会离开，”罗斯·胡（Rose Hu，音译）说，她是剑桥工业集团的营销高级副总裁，个性活泼直率。“每年农历新年，差不多80%的人会离开，不再回来，你必须重新招人。”

每当我问到下岗工人怎么安置的时候，他们二人都顾左右而言他，觉得我的提问动机非常好笑。胡女士坚持认为，工厂工人会在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比如服务业。“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我们还在工作！”她说。“我认为，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才不明白这一点。世界在变化，你必须不断提高自我，才能跟上形势。”

后来，我们回到装有监视器的房间，黄刚给我看了一段有关工业革命历史的幻灯片。他讲解道，第一阶段开始于1800年左右，当时蒸汽机开始投入使用，发源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第二阶段始于1900年，以电的产生为标志，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为主。第三次是信息技术革命，从2000年初开始，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黄刚的观点是，中国正处于第四阶段的前沿，以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中心。最后，他拿起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未来：‘黑暗工厂’”。（Dark Factory）

“你不需要工人，把灯关掉就行，”黄刚笑着说。“只有美国记者来了，我们才开灯。”

尾声

布朗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机器人学家斯蒂芬妮·泰勒丝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泰勒丝自幼对计算机产生兴趣。她还在上学的时候，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台旧的DOS486电脑；她从事程序员工作的姨妈给她提供了一些关于简易编程的书籍。2010年，泰勒丝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她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我们在泰勒丝的实验室观看了机器人“温妮”摘花瓣之后，坐下来与她对谈。她告诉我直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选情最紧张的那几个月，她才意识到其所从事的工作对政治的影响。她的父母将票投给了特朗普，而她却与父母在诸多社会问题的成因以及如何可能以最佳的方式解决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她对从特朗普竞选集会上所释放出来的反移民情绪感到担心，尤其是因为她成年之后的同事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者。

经济不平等是可以左右选情的竞选主题，而泰勒丝也开始意识到自动化也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原因。经济活动产生的财富几乎都被富人所占有。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4.2%，为过去十年来的新低，经济也在增长，但是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提高。

泰勒丝自己一直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她与朋友们也整理了一个包含相关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阅读资料单。所有公民都由政府发放足额薪资以保证生活费用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懂得最终可能需要此类经济援助的不只是蓝领工人——自动化的颠覆效应波及的不仅仅是低技能工作，对白领工作的蚕食也是不容小觑的。有专家预测，包括会计，医生，律师，建筑师，教师和记者在内的各类职业，未来都会面临来自计算机越来越强的竞争。

泰勒丝认为，抛开丑化移民和归咎于技术发展不谈，人类还是有办法可以缓解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我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少有的定期与特朗普支持者对话的人，”她说，“作为一名机器人学家，我觉得有责任和人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

办公家具制造商Steelcase员工戴维·斯丁森在车间工作了几十年；他告诉我，见证了太多次裁员，知道这些被裁员的工人失去了什么。他的同事比尔·桑迪（Bill Sandee）想更理性地看待裁员这件事。“看到其中有些人被裁掉挺难过的，”他在谈到那几波裁员时说到：“他们之中有些人丢掉工作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作需要做，而且公司也要生存。但是谁没了工作都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因为他得回家面对老婆孩子说：‘我失业了。’”

那感觉不好受。斯丁森告诉我，大选前几个月，一个朋友问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他当时说：“我不会把票再投给一个布什家族的人，也不会再投给一个克林顿家里的人，回答完毕。”大选前一夜，斯丁森和妻子参加了特朗普在大急流城举行的一场竞选集会。大急流城是密歇根州的中心，而密歇根也是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稳赢的州。超过4000人参加了这个在市区会议中心举行的集会，排队进场的队伍占了好几个街区。 斯丁森说，就是在那天晚上，他决定投共和党的票，“这个决定让我们可以期待不再失去工作，不再参与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说，“我希望他（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想法都能实现，希望他信守给选民的承诺。”

他已经习惯了政客给他带来的失望，但是机器人还没有让他失望。斯丁森过去的工作就是提醒工人们该做什么，以及查清问题部件如何进入系统。他需要时不时地出现在工人身边，一丝不苟的示范怎么拧螺丝，或者多大的扭矩才是正确的。现在，这些工作都没必要了，自动化机器承担了所有这些工作。“再也不用通过一直不断地培训、培训、培训、培训、培训的方式来训练肌肉记忆了，”他说，“以前那些工作很辛苦，感觉是‘什么都得我看着’。”

他注视着运行顺畅的车间里，一排排机器在看管人员面前上下挪移钻凿，就像表演舞蹈。即使经济和需求都保持强劲，企业员工数还是会逐年递减。“你能想象到的技术这里都有，”斯丁森给我展示车间里的计算机化工作站时告诉我。“下周之前，我们可以再做些改进，让他们更好用。”

自动化令效率不断提高，即使这意味着，在某个时间点，机器可以不再需要斯丁森来看管和操作。未来有一天，可能斯丁森的工厂不再需要开灯，而他的工作就是可以更少地工作。

“你知道吗，好多时候我觉着除了这个我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工作，”他说。“我的确比以前更喜欢我的工作了。现在我再也没有应付不过来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