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剧|中国留学生自杀：亚裔悲剧屡屡上演，优秀的代价竟如此惨重？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唏嘘不已的悲剧。
上周末，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们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邮件，OSU物理系系主任Brian Winer表示收到了十分令人伤痛的消息，即该校主修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的刘凯风确认自杀身亡，学校对刘凯风的自杀表示遗憾，并向刘凯风家人与朋友致哀。
学校目前正在对刘凯风的室友及女友进行辅导咨询，希望协助他们度过这一艰难的处境。Winer还提醒所有受此事件影响情绪的同学，可随时向学生中心求援。
刘凯风的突然自杀，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因为在家人和同学的眼中，他不仅品学兼优更是个开朗热情的人。
根据刘凯风Facebook的资料显示，他来自天津，2010年毕业于天津市新华中学，2013年1月抵哥伦布留学，当年8月正式入读OSU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专业。
他成绩优秀，性格活泼，有感情稳定的女朋友，平时热衷于运动和摄影，曾经发表过很多令人惊艳的摄影作品，学校官方网站还曾选用他拍摄的照片作为封面。
俄州大物理系官网截图
家人和朋友不相信他会自杀。因为就在死亡前三天他还在和朋友们热烈讨论去科罗拉多滑雪的事情，机票和饭店也都已订好，很难相信他会自杀。
而且朋友还表示刘并不是那种很闷的人，他向来有任何心事，都会与好友们透露，这次事前毫无征兆，真的很难相信他会自杀！
刘的好友Rajesh Koothrappali在微博发文表示，“教会我摄影的人，我的挚友，去世了，为什么一个如此优秀的人会轻易丢掉自己的生命，我的悲痛难以言喻，脑中满是我们曾经欢声笑语的时刻。”
署名Rajesh的账号还表示，“痛哭一个早上，这不是我个人与他家人的损失，他的才华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损失”
“你个混蛋，说好了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滑雪，说好一起毕业旅行，凭什么……”
关于留学生在海外自杀的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就在今年1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刚刚发生了一起，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杨志辉自杀身亡。另外还有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2015年1月27日，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王璐畅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
2014年10月15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留学生李扬凯(音译)跳楼自杀。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2年10月26日，素有“MIT才女之称”的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在这些悲剧中，课业、生活、情感、社交的压力，身在异国他乡没人倾诉都可能是原因。
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独自来到异国他乡，食物及文化都不适应，感到很孤单。也有的人是由于英文不好，文化差异，学习遇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没人帮他们，也不知道要找谁帮忙，长期把问题情绪埋在心底就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在今年2月的哈佛校报上，4名亚裔学生也联合撰文，称他们能清楚地意识到压力和精神疾病在他们自己和同伴身上呈现，亚裔学生的自杀报道也在越来越多。
尽管取得了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亚裔美国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却表现糟糕。 对于来自于东亚移民家庭的许多学生来说，假日里的家庭聚餐并不像是一种庆典，反而给了父母一个八卦年轻一代的好机会。他们会尽情比较谁家的孩子更加优秀，这使得自己孩子的任何缺点都不容原谅。不管是在外社交，还是家庭内部讨论，关于上大学和高分的话题永不停歇，但却很少有与孩子情绪困扰相关的讨论。 亚裔父母如此重视子女的学业和成就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多早年的移民经历比较艰苦，所以会把自己的名校情节转移到子女身上。比如经常说自己牺牲了多少，花了多少钱才把你送进了名校；你根本不知道父母以前吃了多少苦；只有进入名校以后才能不像爸妈当年那样，才可以出人头地。 所以，大多数亚裔学生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在专业的选择上，除了自己的兴趣，他们更多的考虑所学的专业是否能够在毕业之后获得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例如，宾大沃顿商学院亚裔学生比例为29%， 工程与应用科学专业亚裔学生比例为24%，而文理学院的亚裔学生比例只有15%。 另外一方面，受亚洲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亚裔家长的养育方式都比较专制（ Authoratarian parenting style），他们会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下级或者附属品，自己发号施令，孩子必须遵命照办。 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孩子走按照自己设计的人生路线，完成他们未实现的心愿。
但是在西方的文化浸染下，很多亚裔学生（包括留学生）慢慢发展出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自由选择的渴望。
他们中有些会激烈的反抗父母的意愿，但不少仍然选择了默默忍受，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如果那样做就是冒犯了自己的父母，背叛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 所以，这些学生外表看来是如此的成功，在父母的鞭策下，他们先是获得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学位，然后赢得高收入的工作和显赫的身份。但是长久以来走在被设定好的“成才”道路上让他们的思路变得很僵化——如果没有呈现出一个擅于社交、精于竞争、注重表现的完美“自我”时，他们会很难找回自信和自我价值感——要么成为一个哈佛打造的律师，要么失败落魄地奔赴“黄泉”。 所以，父母几近完美主义的要求，只会让大多数子女情绪压抑、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他们的内心会经常感到迷茫和失落，因为一直以来苦苦奋斗的可能并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
除此之外，亚裔父母对于心理健康的漠视以及亚洲文化中对于精神疾病强烈的病耻感（stigma）都会让学生难以向外界展现出内心的不安定，也会阻碍他们及时主动的去寻求专业帮助。如果你在家中和父母说“我觉得最近压力大，都有点抑郁了”，很可能家长的回复是“没事，你只是累了，多休息睡睡觉就好了”。 如果你和他们说“我觉得好焦虑啊，怕做不好”，和可能他们会说“别紧张，这说明你还没完全准备好。你继续努力的话会变好的。” 如果你和他们说起听到的一些关于自杀或者精神疾病的故事，很可能那些令人震惊的悲剧故事换来的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这样做太傻了，不值得。别多想，你肯定不会有精神问题的。” Buzzfeed曾刊登一系列漫画，生动描绘了当亚裔青年向父母倾诉时，父母通常会给出的回复，以及他们期望得到的回复。
如实际发生的：
你希望发生的：
亚裔父母很少去回应子女的情绪，他们认为情绪上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来调节的。因为他们觉得你很聪明、成功，GPA很高，能够应付任何事情，所以不会有心理疾病。但事实上，越是为了维持表面完美的形象，越是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亚裔的家庭中，这些情绪问题只能深埋心底，无法拿到台面上讨论。
不仅在中国，在其他一些亚裔文化家庭中，自杀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似乎就等于是耻辱。而这种病耻感“stigma”也被深深烙印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中。比如在中文里，精神疾病与表示神经错乱的“神经病”是同义词。在韩国，为了保全家族荣耀会隔离家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而且“精神病人”也是一个侮辱性词汇。在印度，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自杀”都与“自作乐”谐音，因为社会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而在英语中，vulnerable 指生理和情绪上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它和weak所表达的懦弱含义是不同的。但是至少在中文里，我们从来没有仔细区分过这两者之前的差别。情感脆弱在绝大多数语境下会被理解为是一种人格或者意志力上的软弱。 所以可想而知，这种文化气氛常使得学生难以获得来自家人的支持，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亚裔精神疾病患者增多了，但亚裔却又是最不愿意寻求精神健康援助的人群。
虽然亚裔学生早年的成长经历容易造成他们过度压抑自我感受，盲目追求完美主义，但是进入名校学习这件事情本身也容易强化这种思维模式。 看到身边有着不同领域的精英，却看不到整天哭哭啼啼说自己压力大受不了的“懦夫”，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会更难学会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只能把自己的脆弱悲伤和焦虑都掩盖起来，不去向外界表露，这样才不会显得和学校的“精英文化”格格不入。 所以，亚裔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需要结合自身，家庭和学校三个方面。学生自己要逐渐意识到“杰出”并不等同于学业成绩、奖杯、地位或者他人的认同，尽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它们本身与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必须的，是没有办法根据父母的要求和意愿“抄近路”或者“套模板”的。所以，利用大学里的各种机会和资源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当子女可以跳出原来的思维局限，认识到不必苛求自己，要理解自我的感受时，这时候就容易和一直保持着亚洲文化的父母辈产生冲突。 虽然想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很难，但是文化倾向性并不是一个“非中不西”的选择，当在决定或者看法上出现矛盾事，是可以在双方的沟通下慢慢达成一致的意见。 这个过程也是漫长而必须的，是没有办法通过“硬碰硬”或者冷战退缩来解决的。 最后，学校里的所有成员都应该积极创造一个对于精神问题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环境， 增加学生的勇气去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困扰。同时，考虑到亚裔学生（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化背景，如对自我感受的压抑以及对于心理问题的回避，学校应该建立多文化中心，并且尽力安排更多的亚太裔心理顾问，或让拥有亚太裔背景的教授和教师也为学生提供指导。
From 留学心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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