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猶太母親」如何秒殺「中國虎媽」？教孩子每天問十個問題

本文轉自留學雜誌（微信號 liuxuezazhi），作者程盈琪：媒體評論人，教育科技記者，曾獲中國新聞獎、科星獎、美國科學促進會發展中國家記者獎等獎項。

兩位優秀母親：左，中國虎媽蔡美兒，耶魯教授、作家；右，猶太母親雅各斯，主編、安息日主題作家。

「女人的素質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還是在大學的課堂上，當時我並不太理解其中的含義，更不能苟同其武斷的結論。然而，隨著結婚生子，人生閱歷增長，對於之前嗤之以鼻的結論，在細細思索中又有了新的認識。

最近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以色列投資之父Yossi Vardi的口中。

了不起的猶太母親

以色列以佔全球總人口總數0.13%(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的人口，獲得了全球20%的諾貝爾獎(162個)；平均每1844個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名創業者；以色列吸引了約2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其人均風險投資額居世界首位，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以色列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數目，超過歐洲所有公司的總和。

當被問及以色列人成功的秘訣時，Vardi坦言：全因猶太母親們教子有方！

在以色列，猶太母親們從孩子6歲開始，就教育他們一定要獲得成功。「比如，我的媽媽就總是對我說：我為你付出了這麼多，就算要求你得一兩個諾貝爾獎回來，也一點都不過分。」Vardi說。

這聽起來不正和中國的虎媽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沒錯，Vardi也承認，「我聽說過中國虎媽，她絕對是位『猶太母親』。猶太母親是一種精神狀態，是所有那些對自己孩子的教育負責任，不讓孩子放任自流的人，這超越了一切宗教和性別的限制。」

「虎媽」蔡美兒看女兒彈琴。這位華裔母親曾宣稱「嚴厲的中國媽媽比軟蛋的美國媽媽更好」，引發美國民眾大討論。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中國虎媽和猶太母親真的如此相似，為什麼中國多年來對諾貝爾獎苦尋而不得，而以色列人卻輕而易舉地獲得了上百個諾貝爾獎呢？

「恥感文化」：動力來自外部; 「罪感文化」：動力來自內心

在看似雷同的嚴苛之下，中國虎媽和猶太母親的教育理念其實存在著本質區別，這種區別也是造成這兩個古老的民族之間巨大差異的原因。

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影響每個受教育個體的認知和行為。要比較猶太母親和中國虎媽的本質區別，首先需要將每個個體所處的不同文化背景作為出發點去理解。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歸納日本的文化類型時提出了「恥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一說，即每個文明中的個體，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自覺地約束自身的行為，以避免自己的行為給自己帶來「恥辱感」或者「罪惡感」。

所謂「恥感文化」，是一種在儒家文化圈中具有主要影響力的文化心態，其特徵在於，「恥感文化」影響下的人，判斷行為對錯的依據不是如法律法規等統一的準則，而是這個個體所處的環境中他人的認可、評價和態度。

「中國式過馬路」是「恥感文化」中的典型現象：雖然紅燈亮起時不能過馬路是一條固定的準則，但是當個體所處的環境中大部分人都破壞這一準則時，「恥感文化」中的個體就不會因為自己也破壞這一準則而產生任何的恥辱感。

與「恥感文化」不同，在「罪感文化」中，對個體的行為約束往往來自於固定的準則(無論是宗教準則還是法律準則)，當個體違背、破壞這些規則的時候，即使沒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內心也會產生揮之不去的罪惡感。西方社會普遍受「罪感文化」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恥感和罪感都可以成為個人追求成功的精神動力，但這兩種動力在對待成功的態度上有區別：「恥感文化」中的個體，其對成功的渴望，更多出於外在壓力。比如，一個人看到身邊的人都比他成功，他就會產生恥辱感；當外界壓力消失時，追求成功的動力也會隨著恥辱感一起消失。在「罪感文化」中，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個體將追求個人成功作為一種「天命(calling)」，一種準則，他們對成功的渴望與外界無關，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動力。

看看這些以色列的著名諺語就可以窺見這個民族內心涌動的暗流：「I was always looking outside myself for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but it comes from within. It is there all the time。」(我老是向外尋求力量與信息，但它們其實來自內在，而且一直都在那。)——God

中國虎媽輸在哪裡？

是營造來自外界的壓力，還是激發來自內心的動力，這種理念的差別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中國虎媽和猶太母親的教育方式上。

猶太母親們雖然對孩子教導嚴格，但這種嚴格僅僅是作為一種大的原則，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而不是具體到要求孩子是一定要學舞蹈還是學美術，是學數學還是學物理。

希伯來語學者高崇偉旅居以色列期間發現，當孩子們做錯事時，猶太母親們首先會表現出諒解，然後以商量的態度，讓孩子自己作出選擇。

「他們尤其重視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幾乎每個孩子都是在提問中長大。孩子在很小的時候，長輩就會經常提一些在孩子看來莫名其妙的問題，孩子們則在不斷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成長。到了上小學時，家長會培養孩子每天問10個以上他不懂的問題。如果別人的回答不能令他滿意，就要自己去找出答案。」高崇偉說。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以色列女作家戈迪默在談到父母對自己的教育時也曾經說過：我們的家庭教育是民主的、開明的，父母在教育上首先是尊重孩子的選擇，從不強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學習。

反觀中國虎媽的教育，因為7歲的女兒一首鋼琴曲沒有彈好，就強迫她從晚飯後一直練習到夜裡，中間不許喝水或者上廁所。這樣的事例或許極端，但絕對不是個例。在現實生活中，家長或是威逼或是利誘孩子去做自己認為有用、有益之事，而不尊重孩子的興趣和意願，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虎媽有十條她引以為傲的「禁止家規」，其中之一就是不許孩子從事自己喜歡的課外活動。

都說這張圖反映了中國大部分家庭的教育觀

有一種愛叫放手

生活中，中國媽媽們或多或少地扮演著「虎媽」的角色：代替孩子作出決定，用外在的壓力取代他們個人內在的動力。對於七八歲的孩子來講，年長几十歲的家長，其所做的決定也許更明智；但是，等到孩子20歲、30歲時，他們面臨的不再是學鋼琴還是學吉他這樣的選擇，而是開創什麼樣的事業、和什麼樣的人一起生活這樣複雜而又影響深遠的選擇時，中國家長還要替他們做決定嗎？如果家長的選擇是錯的，家長能替孩子承擔其後果嗎？如果從孩子七八歲開始，家長就削弱和剝奪他們做決定的能力和權利，又怎麼能奢望孩子成年之後，就能在一夜之間學會分析利弊、取捨得宜呢？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發明ICQ的是以色列人，而把即時通訊軟體做到極致的是中國人。

我們持續幾十年、幾百年的虎媽式教育可以培養出很好的追隨者，但是追隨者的特點是我們永遠需要外界的壓力對我們形成持續的刺激，需要跟在領跑者的後面。假使哪天我們真的走了運，出現了一些具有原創性的想法，這隻會使我們更加不知所措—這個技術有多大的市場前景？我應該輟學或者辭掉現在的工作去創業嗎？如果失敗了我該怎麼辦？我應該如何向身邊的人解釋，以求得他們的理解？

如何抉擇，這種能力和勇氣不是中國孩子上小學、中學或者大學的時候被剝奪的，而是在他們不想學鋼琴時卻必須乖乖地坐在鋼琴凳上，不想學畫畫時還得顫顫巍巍地拿起素描筆，不想學舞蹈時卻只能踩上精緻的舞鞋時，回頭看見媽媽滿意的笑臉那一刻，開始慢慢地喪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