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美国人口流动？是时候逃离纽约等大城市了？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习惯，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面对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是逃离还是留下？当你不需要常驻办公室的时候，还有必要留在城中心支付昂贵的房租吗？
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美国超级城市里的精英阶层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在通讯技术和防疫措施允许个人长时间远程办公时，城市中心的高生活成本显得有些“奢侈”。
在旧金山一家软件公司就职的毛甜（化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虽然她并未打算搬离现在的居所，但她的朋友中想离开的并不少。“我的一位朋友年薪14万美元左右，他的职位在康涅狄格州起薪是8.5万美元，但是生活成本可能会减少一半。他现在租住的65平方米的房子每月需要3200美元，停车费还要额外付350美元。”她说。
“已经有许多人开始从旧金山、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等高成本城市迁出。”美国大学人口学家、该校大都会政策中心负责人赫拉（Derek Hyra）表示，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等城市已经表现出显著的人口增长，因为这些地方的房地产市场相对较为实惠。
然而，在美国一些已经全面重新开放的州，许多员工已经在雇主的要求下回到了办公室，这种变化也给是否应该搬离市中心画上了问号。“一切都由雇主决定。”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卡佩利（Peter Cappelli）称，“那种觉得应该从旧金山或布鲁克林搬到某个郊区的想法，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赌注。”
逃离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
规模效应使得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据美媒报道，在全美2005~2017年创造的25万个科技工作岗位中，大约有90%流向了五个城市。这也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无比昂贵，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旧金山硅谷地区的租金大约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
而每十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个的通勤时间在单程1小时以上，这反映了许多大都市的人们必须走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可负担的住房。毛甜称，如果要搬到性价比更值当的郊区，意味着单程通勤需要90分钟。“但你也可以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州，比如我知道有人从加州湾区搬到了得克萨斯州后，只用四分之一的成本就买到了比在加利福尼亚大两倍的房子，即使有一点减薪，财务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她说。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姆（Nicholas Bloom）表示，更换到相对便宜的办公地点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在疫情发生之前，生活在超级城市的代价包括高成本、污染和缺乏空间等，但远程工作的增多可能会扭转趋势，使城市中心的密度以及生活和工作成本更低。布卢姆称，在疫情中42%的美国工人在家中全职工作，随着远程工作的发展，就业市场将更加分散，城市中心的增长将更加缓慢，从而消弭过去几十年来超级城市产生的一些收益和极端的生活成本。
疫情期间的房地产市场见证了人口流动的发生，今年5月，纽约曼哈顿区的新租约下降了60%以上。而房地产和经济发展的市场研究和分析公司Reach Advisors的数据显示，在犹他州的帕克城，今年夏天签订合同的房屋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70%。
该公司总裁詹姆斯·钟（James Chung）表示，因为“高收入、高楼大厦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在经历了十年的租金上涨之后，最大、技术和资源最密集的城市的租金价格正在下降，旧金山和纽约这两个最昂贵的都市区跌幅尤为严重。
此外，办公动态的改变可能会使商业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根据咨询公司毕马威今年6月的调查，近70%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将缩减办公空间。而普华永道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办公人员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危机结束他们也愿意每周至少有两天远程办公。
比如，脸书网（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今年5月对员工表示，预计10年内公司将有一半的员工实现远程办公。他表示，脸书将开始招聘有经验的工程师作为远程工作者，他们只需住在距离办公室4小时路程内的地区。此外，公司还将在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丹佛建立新的中心。自3月以来，大多数现有员工都在家里工作。他说，最终，“如果许多现有员工愿意，我们希望能让他们成为长期的远程员工”。
不过，尽管美国出现了“即兴”的人口流动，但“逃离大都市”似乎只是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的特权。根据对纽约居民手机定位数据的分析，从3~5月有42万人逃离了纽约市，但这些人群的住址主要集中在该市最富裕的地区，尤其是曼哈顿地区。在城市的垃圾收集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在富人居住的地方，垃圾数量减少得最明显。
后疫情时代继续居家工作？
不过，即便如此，办公文化的活力以及工作机会和更高薪资的吸引力，也很可能会让高素质的工人和公司在疫情消退后继续涌入大城市。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们认为，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这些超级大城市也会保持其地位。
“在2月之前使这些城市获得成功的经济力量，也会在疫情危机结束后发挥作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劳工和城市经济的教授莫雷蒂（Enrico Moretti）说，“我的感觉是，认为这些超级大城市已经走向衰亡的说法有些为时过早。”
比如，在华盛顿特区及其郊区，由于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年轻人也希望改善居住环境，因此疫情危机反而推动了房地产的繁荣。赫拉说，尽管生活成本更高，但大城市的娱乐场所、户外空间和公共交通等往往会吸引受过高等教育、有技能的劳动力。
毛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她很喜欢和同事住得很近，这会有种“协同作用”的感觉。“例如，在星巴克排队时，你可能会无意中听到不同部门的同事谈论一个问题，也更容易意识到你的团队正在努力解决某个确切的问题。”她说。
彭博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史哲庭（Justin B. Smith）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虽然虚拟会议允许彭博社的同事随时与全球各地的人们交谈，但当涉及到新的客户、新的同事，尤其是招聘事宜时，面对面交谈的优势很难被改变。
网站建设平台Squarespac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卡萨莱纳（Anthony Casalena）说，长期在家工作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周在家工作看起来还不错，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八个月了，到了一年会是什么样子？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六年呢？”他说。
总部位于纽约的运动软件Noom的高管法尔（Adam Fawer）预计明年会将总部员工增加一倍，“纽约市会恢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