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 | 截口罩、「歧視」湖北人、專家自打臉……疫情下的中國公共衛生要補哪些課？

新冠疫情之下，一些 「神」 操作格外醒目。

大理截獲重慶口罩，青島瀋陽互扣口罩；個別地區排擠湖北人、歧視武漢人；村子在挖路斷交，小區禁止租戶返回，無錫勸返外地人；四川專家誤讀「糞口傳播」，中科院研究員帶貨雙黃連，湖北官員戴反口罩，武漢院士判錯病毒類型，上海民政官員判斷「氣溶膠傳播」。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用專業術語講，各個層級在公共衛生應對緊急疫情的短板再次顯現，風險溝通、社區應對以及政府管理出現失誤。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風險溝通和社區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不可或缺，稱這是自 21 世紀包括 SARS 疫情、MERS 疫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埃博拉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中吸取的主要教訓之一。

圖 | 2 月 1 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達湖北恩施開展檢測工作（來源：中國疾控中心）

有多年美國疾控中心工作經驗的喬治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陳茁指出，武漢機動車限行和 「封城」 的決策可能換取全國 14 億人口的相對安全，但因其複雜性，也會對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能預先進行兵棋推演，預估各個方案方方面面的執行成本，就可以最小化疫情的影響。他同時是寧波諾丁漢大學經濟學院李達三健康經濟學首席教授。

專業機構在應急決策和執行中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陳茁表示，這是因為專業機構人員對科學信息有充分了解，對新的信息和其中隱含的危險也更敏感。在美國，衛生部長有權按公共衛生服務法案第 319 節認定重大傳染病的爆發，美疾控中心主任也依法有權拘留、隔離和釋放有州際間傳播傳染病風險的個人。中國必須從法理上解決緊急情況下專業部門的權力和責任。

包括醫療戰略物資的儲備和調度上，他認為戰略儲備或許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管理科學也可以應用在戰略物資儲備的管理和調度上，為滿足疫區醫療機構的需求及時服務。

另外，對於公共衛生人員的儲備問題，他提出，美國的做法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思路。美國衛生部下屬一支共約六千餘人的公共健康服務部隊，他們不裝備武器，主要為醫生、護士等與公共健康相關的專業人員。他們平時在美疾控中心、國立衛生研究院、環保署、農業部等機構工作，緊急情況時會集結派駐到受影響地區來從事檢疫、疾病防控以及救治工作。這樣的人員組織方式便於在緊急情況時召集力量，半軍事化的人事管理也有利於應急指揮。

專訪陳茁：新發疫情下，如何作出專業決策 

（來源：美國疾控中心）

DeepTech：國內對於新發疫情的應對顯得有些慌亂，如何看待某些舉措涉嫌歧視武漢人或湖北人？如何化解這個衝突？

陳茁：我非常不認同歧視武漢人或者湖北人的做法。病毒不認省籍，不認國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每個人都不希望自己患病時被歧視，那麼先從自己做起，善待他人。當然，必要的衛生措施可以有。

從根本上化解這個衝突恐怕需要長期人文素質的提高。短期內地方政府或許可以疏導。從目前了解到的信息來看，浙江等地的做法還是不錯的，一方面加強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也善待處於隔離期的湖北人。

境外也有中國人遭到歧視的個案發生，甚至有報紙用了 「中國病毒」 的說法。我想可能還是要提高人文素質。另外，這次疫情確實也有很多未知數，公眾出現一些不理性的行為也不難理解。媒體，不管是傳統紙媒和電子媒體如果能加以疏導，或許會有緩解。

DeepTech：國內還發生了雲南大理官方搶重慶運輸的口罩，以及青島和瀋陽相互攔截防疫用品的新聞。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在 WHO 的建議中，一般情況下，沒有呼吸道癥狀的個人出門是不需要醫用口罩的。國內對於口罩問題是不是過度反應了？其二，地方政府的應急管理有待規範，這正是你提到的管理科學問題，那麼地方政府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係，有哪些可借鑒的經驗？

陳茁：對於口罩問題，目前新冠肺炎的傳播模式確實還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大家反應有些不太理性。我是贊同 WHO 建議的，另外在口罩缺乏的情況下，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優先給醫護人員使用更好一些。

對於第二個問題，應急管理是門成長中的科學，其他國家可能也是在摸索著前進。美國在 2001 年之後成立了國土安全部，其中的應急管理署統籌全國的應急預案規劃。但是在流行病疫情的應急中，一般還是衛生部和美國疾控中心來主導。

我提到的管理科學可能更適用於物資和人員的調配方面。比如美國疾控中心會用運籌學來做一些疫苗在不同州之間和不同優先順序人群中的發放管理等等。美國的做法一般是，如果緊急事件是在州內，由州政府決定是否向聯邦政府求援。但是如果涉及多州或者可能波及多州的事件，一般聯邦政府介入主導。

當然，中美兩國體制不同，解決的方式也會有不同。一個重要的地方是有預案。沒有預案，很多時候好的舉措會慢一拍，像新冠肺炎這樣的疫情就會錯過干預的最好時機。

DeepTech：世衛組織給出的建議包括，要確保不同部門和級別的信息保持一致。這一條在當下做的是不夠的。比如四川某位衛生部門管理者在解釋 「糞口傳播」 時理解為等同於吃屎，還有專家拿雙黃連細胞試驗的數據來誤導公眾。你認為如何確保信息一致？中國這麼大而複雜的體系下，應該如何有序推進信息一致？

陳茁：在發布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現代社會，確保信息一致很難。一個辦法是指定權威的專業機構來發布信息。另外，信息的發布需要強調在大眾中的傳播，在專業術語、可操作性等方面要考慮到大眾的需求。及時和準確的發布才能贏得大眾信任。

DeepTech：你提到一些方案如封城需要預先進行兵棋推演，那麼如果做這些推演，需要哪些專家參與進來，應該走怎樣的流程？

陳茁：這些推演（Simulation）一般有相應的專業人士和相關的機構一起來協作。衛生政策與管理學科的一個功能就是做對各種干預手段的評估。評估的過程需要多學科多部門的參與，也是一個閉環，有著反饋，改善，再反饋的過程。

DeepTech：疫情應急中有一些做法不專業。比如湖北省官員對口罩供給沒有概念，他們戴口罩不專業，這似乎距離成熟的管理體系有很大距離。你也提到，專業機構在應急決策和執行中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國現實環境下，有什麼切實可行的建議？

陳茁：我的建議是從立法上解決這個問題。專業機構的角色應該釐清並且以法律形式確認。

具體的建議恐怕一下子很難給出來。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覺得要把中國應急的預案細化，而且在全國的省級單位要推廣，加強認知。當然不同地方緊急事件也會有不同，也應該在一個框架上加上適合地方需求的細節。比如，地震多發地帶和沿海颱風多發省份的應急需求和細節會不一樣。

DeepTech：目前看國內公共衛生的這種聲音是很比較弱的，你覺得是公共衛生人才太少了，還是說我們對公共衛生不夠重視？

陳茁：其實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美國也有這個問題。美國奧巴馬主政期間對公共衛生比較重視，通過了預防與公共衛生基金，每年大概有一個幾十億美元的預算。但是在有埃博拉疫情和寨卡疫情的時候，人們會想起來疾控中心，沒有疫情的時候就忘掉疾控中心了。還有一個原因，美國現在反智的情形可能要比中國嚴重，比如反墮胎觀念的流行和反疫苗觀點的傳播。

至於國內，2003 年 SARS 之後，大家對疾控比較重視，中國重金打造了一套疫情直報系統，但沒有疫情之後，疾控的聲音就弱了。

中國疾控系統跟美國不同，其職工不是公務員，而是事業單位編製。有個具體問題就是，雖然待遇不太差，但沒有住房福利，一些青年骨幹就流失了，比如流失到學術機構，如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

DeepTech：目前中國疾控系統被批評說，研究人員急著去發論文了，而在防疫上顯得作為不夠。

陳茁：首先得聲明一下，我本身在美國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在中國疾控系統有很多朋友，我的觀點可能會有傾向性，但沒有純粹的利益衝突。

他們發表的文章都是團隊的工作，不是一個人的工作，然後還有湖北疾控系統參與。另外，發表論文也是讓國際知道疫情的一種方式，這是國際慣例。

還有就是，中國疾控中心沒有公布疫情的許可權，官方發布都是從衛健委或應急辦出來。

DeepTech：我們一直關注專業技術意見的話語權，目前看專業意見發揮了多大效力？

陳茁：我沒有特別做這個調查，但是從國家層面上來說，我覺得從法理上疾控機構應該有發布疫情的法定權力。中國這方面這些年在探索、在摸索，但是有的方面可能沒有梳理得特別清楚。

比如，現在健康教育和中國疾控中心是分開的。健康教育或健康傳播其實是疾控系統一個大的功能，如果分開的話肯定是有利有弊，怎麼來協調？需要國家的智慧。

再比如說，疾控中心如果有了權力去發布疫情，也需要同時向大眾把專業知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解釋清楚，降低公眾的恐慌心理。目前可能需要加強這方面的能力建設。

DeepTech：在目前比較急迫的情況下，很多謠言和不準確的信息就會很多。這就是你提到的健康教育問題吧？

陳茁：對。不光是緊急情況下，在日常的時候，也有很多健康傳播的事情要做。比如說慢性病，它的防控其實也是很大的問題。很多老年人，甚至不僅是老年人，遵循醫囑的服藥依從性較差。所以如何向公眾特別是老年人解釋，需要健康傳播的專業人才來做這方面的宣傳。

DeepTech：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李文亮的悲劇後面，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吹哨人，如何發揮他們的作用又不會引發社會混亂？

陳茁：其實吹哨人在美語語境里有兩種非常接近但是略有不同的含義，一類是像深喉那種，把內幕匿名捅到媒體上的那種，另一類是通過吹哨人保護法案的規定程序實名（但是名字不向公眾公開以避免打擊報復）向獨立的監督機構反應問題，比如這次揭露特朗普烏克蘭電話的吹哨人。第一類當然是非常有責任感有勇氣的人，但是建立一個合理的吹哨人體系（或者按我們現有的用詞，一個舉報人保護制度）來引導保護「吹哨」從而起到一個監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參考國外的一些做法，把現有法規中禁止對提出批評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的條款細化，避免灰色地帶。甚至可以延展到非公職人員，對國家機構甚至對企事業單位起到一個健康的監督作用。

中國有《關於保護、獎勵職務犯罪舉報人的若干規定》，但是裡面主要是針對舉報犯罪行為，我不太清楚李醫生的情形是不是適用。

李醫生的做法倒是可以參照美國吹哨人制度，比如可以考慮一些大部委設置類似檢察院或者監察委的部門。美國衛生部有其獨立的監督單位（Inspect General），負責審計，監督和保護衛生部所服務的人群。專業部門的獨立監督一方面保證獨立性，起到監督作用；其獨立於司法部門的設置也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專業問題。美國吹哨人可以實名向所屬專業部委的獨立監督單位提供信息，但是根據美國吹哨人保護法，這些單位必須保護吹哨人身份並確保其不受打擊報復。當然，美國吹哨人保護法經歷了很多修訂，最近的一次是在 2012 年，就目前的一些情形來看也算不得完美。廣義的美國吹哨人保護其實比較多，也很繁雜，有其各自適用的對象和範疇。

一般來說，實名舉報不會有太多的虛假指控，監督單位的專業處理應該不會引發社會混亂。當然，這只是美國的經驗，我們國家國情不同，可以汲取其經驗教訓，在借鑒之餘也需要搞清楚其背景。

陳茁簡介

圖 | 陳茁（來源：喬治亞大學）

陳茁，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系副教授，寧波諾丁漢大學經濟學院李達三健康經濟學首席教授。

他於 1996 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科學專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在 1999 年同校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在 2002 年他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統計學專業獲得統計學碩士學位，於 2004 年同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曾是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CDC) 的資深健康經濟學家。在 2006 年加入 CDC 前，他曾於 2005-2006 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在 2004-2005 年，他曾在美國諾克斯維爾市田納西大學任博士後研究員。在 2007-2008 年，他曾於喬治亞理工學院的經濟學院任兼職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