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變美國人口流動？是時候逃離紐約等大城市了？
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習慣，這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面對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是逃離還是留下？當你不需要常駐辦公室的時候，還有必要留在城中心支付昂貴的房租嗎？
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等美國超級城市裡的精英階層就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在通訊技術和防疫措施允許個人長時間遠程辦公時，城市中心的高生活成本顯得有些「奢侈」。
在舊金山一家軟體公司就職的毛甜（化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她並未打算搬離現在的居所，但她的朋友中想離開的並不少。「我的一位朋友年薪14萬美元左右，他的職位在康涅狄格州起薪是8.5萬美元，但是生活成本可能會減少一半。他現在租住的65平方米的房子每月需要3200美元，停車費還要額外付350美元。」她說。
「已經有許多人開始從舊金山、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等高成本城市遷出。」美國大學人口學家、該校大都會政策中心負責人赫拉（Derek Hyra）表示，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等城市已經表現出顯著的人口增長，因為這些地方的房地產市場相對較為實惠。
然而，在美國一些已經全面重新開放的州，許多員工已經在僱主的要求下回到了辦公室，這種變化也給是否應該搬離市中心畫上了問號。「一切都由僱主決定。」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卡佩利（Peter Cappelli）稱，「那種覺得應該從舊金山或布魯克林搬到某個郊區的想法，可能不是一個明智的賭注。」
逃離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
規模效應使得資源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據美媒報道，在全美2005~2017年創造的25萬個科技工作崗位中，大約有90%流向了五個城市。這也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無比昂貴，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舊金山矽谷地區的租金大約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
而每十個美國工人中就有一個的通勤時間在單程1小時以上，這反映了許多大都市的人們必須走到很遠的地方才能找到可負擔的住房。毛甜稱，如果要搬到性價比更值當的郊區，意味著單程通勤需要90分鐘。「但你也可以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州，比如我知道有人從加州灣區搬到了得克薩斯州後，只用四分之一的成本就買到了比在加利福尼亞大兩倍的房子，即使有一點減薪，財務狀況也得到了改善。」她說。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布魯姆（Nicholas Bloom）表示，更換到相對便宜的辦公地點可能不是一件壞事。在疫情發生之前，生活在超級城市的代價包括高成本、污染和缺乏空間等，但遠程工作的增多可能會扭轉趨勢，使城市中心的密度以及生活和工作成本更低。布盧姆稱，在疫情中42%的美國工人在家中全職工作，隨著遠程工作的發展，就業市場將更加分散，城市中心的增長將更加緩慢，從而消弭過去幾十年來超級城市產生的一些收益和極端的生活成本。
疫情期間的房地產市場見證了人口流動的發生，今年5月，紐約曼哈頓區的新租約下降了60%以上。而房地產和經濟發展的市場研究和分析公司Reach Advisors的數據顯示，在猶他州的帕克城，今年夏天簽訂合同的房屋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猛增了70%。
該公司總裁詹姆斯·鍾（James Chung）表示，因為「高收入、高樓大廈的生活方式」已經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在經歷了十年的租金上漲之後，最大、技術和資源最密集的城市的租金價格正在下降，舊金山和紐約這兩個最昂貴的都市區跌幅尤為嚴重。
此外，辦公動態的改變可能會使商業地產市場雪上加霜。根據諮詢公司畢馬威今年6月的調查，近70%的首席執行官預計將縮減辦公空間。而普華永道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辦公人員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危機結束他們也願意每周至少有兩天遠程辦公。
比如，臉書網（Facebook）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在今年5月對員工表示，預計10年內公司將有一半的員工實現遠程辦公。他表示，臉書將開始招聘有經驗的工程師作為遠程工作者，他們只需住在距離辦公室4小時路程內的地區。此外，公司還將在亞特蘭大、達拉斯和丹佛建立新的中心。自3月以來，大多數現有員工都在家裡工作。他說，最終，「如果許多現有員工願意，我們希望能讓他們成為長期的遠程員工」。
不過，儘管美國出現了「即興」的人口流動，但「逃離大都市」似乎只是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的特權。根據對紐約居民手機定位數據的分析，從3~5月有42萬人逃離了紐約市，但這些人群的住址主要集中在該市最富裕的地區，尤其是曼哈頓地區。在城市的垃圾收集中也出現類似的現象，在富人居住的地方，垃圾數量減少得最明顯。
後疫情時代繼續居家工作？
不過，即便如此，辦公文化的活力以及工作機會和更高薪資的吸引力，也很可能會讓高素質的工人和公司在疫情消退後繼續湧入大城市。經濟學家和商業領袖們認為，即使受到疫情的衝擊，這些超級大城市也會保持其地位。
「在2月之前使這些城市獲得成功的經濟力量，也會在疫情危機結束後發揮作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勞工和城市經濟的教授莫雷蒂（Enrico Moretti）說，「我的感覺是，認為這些超級大城市已經走向衰亡的說法有些為時過早。」
比如，在華盛頓特區及其郊區，由於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間，年輕人也希望改善居住環境，因此疫情危機反而推動了房地產的繁榮。赫拉說，儘管生活成本更高，但大城市的娛樂場所、戶外空間和公共交通等往往會吸引受過高等教育、有技能的勞動力。
毛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她很喜歡和同事住得很近，這會有種「協同作用」的感覺。「例如，在星巴克排隊時，你可能會無意中聽到不同部門的同事談論一個問題，也更容易意識到你的團隊正在努力解決某個確切的問題。」她說。
彭博媒體集團首席執行官史哲庭（Justin B. Smith）在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也表示，雖然虛擬會議允許彭博社的同事隨時與全球各地的人們交談，但當涉及到新的客戶、新的同事，尤其是招聘事宜時，面對面交談的優勢很難被改變。
網站建設平台Squarespace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卡薩萊納（Anthony Casalena）說，長期在家工作的前景具有不確定性。「第一周在家工作看起來還不錯，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第八個月了，到了一年會是什麼樣子？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六年呢？」他說。
總部位於紐約的運動軟體Noom的高管法爾（Adam Fawer）預計明年會將總部員工增加一倍，「紐約市會恢復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對未來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