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人海外求生記 | 平均治療費用超百萬(圖)

近些年，不少中國人都開始赴海外治病了！這一折騰大概要多花多少錢呢？

對於生的依戀，讓一部分富裕的癌症患者選擇了海外就醫之路。

61歲的鄧和（化名），在兩年前因連續多日咳嗽、胸悶去醫院，按肺炎治療一個月後，不見好，聲音也變得嘶啞，醫生這時候考慮可疑肺癌，建議他做病理檢查。

經過幾次活檢，還沒有穿刺到腫瘤細胞，醫生不能完全確診。等待「宣判」的過程中，鄧和焦慮擔心，十分痛苦。最終得到了病理診斷：肺腺癌，伴淋巴結轉移、腎上腺轉移，屬於四期肺癌，預後非常不樂觀。

隨後的一次化療的痛苦經歷和就診過程中遭遇的各種不順，讓鄧和與妻子動了去美國就醫的念頭。

像鄧和這樣，選擇去海外就醫的中國患者逐漸增多。一家海外就醫中介機構介紹，它的客戶大部分都在國內看過四家以上的醫院。癌症患者的就醫路徑通常是在屬地醫院發現患病；繼而到省城或市級醫院進一步檢查、確診或治療；再到一線城市的著名腫瘤醫院。到海外看病，是國內患者求醫所能觸及的最高峰。

海外就醫的絕大多數是癌症患者。這群人的共同特徵是：強烈的求生慾望，對更好醫療的追求，以及能夠負擔昂貴醫療費用的富裕家境。

治療中的信任和關懷

通過一家中介機構，鄧和去往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診，這是美國最好的癌症研究和治療機構之一。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接受了詳細的檢查，重新進行了病理評估和基因檢測。他的主診醫生判斷，聲音嘶啞是腫瘤侵襲喉返神經造成的，接下來可能會影響飲水和進食，容易造成嗆咳，強烈建議耳鼻喉專家進入治療團隊。

鄧和的CT複查結果顯示，病灶略微縮小，說明國內的治療已經起效。主診醫生決定繼續同樣的化療方案。但與國內不同的是醫生還建議在化療期間口服葉酸，以減輕副作用，並詳細指導他飲水和進食的方式，避免出現嗆咳。

國內一些著名的三甲醫院治療癌症的臨床水平不比國外差，甚至在個別領域超越國外同行，如腫瘤切除手術。

「癌症患者數量龐大，大醫院的醫生有更多診療機會，能積累臨床經驗。」新里程醫院集團CEO林楊林對《財經》記者說。

這樣的資質，卻比不上美國醫護人員所做的那些細節來得貼心。這也正是眾多患者在國內就醫的直接印象，國內醫生在診斷治療中的精準化程度不夠，輕者導致患者就醫體驗不好，重者有可能影響到治療方案和治療效果。

王憲也先後在中美兩國治療肺癌。在國內時，他和家人帶著厚厚的病例和影像資料，在醫院的內科、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療科之間來回奔波，每位醫生留給他的交流時間不足5分鐘，即便對醫療方案的解釋，也僅幾分鐘，這讓他很不踏實。

最終，王憲選擇到美國就醫，門診看病時間長達1個半小時，一半時間是醫生在闡述疾病治療方案，另一半的時間醫生讓王憲自由提問。

癌症這樣的重大疾病危及生命，中國的醫患交流時間少得可憐。從看病歷、問診、診斷、提供治療方案這一套程序，區區幾分鐘。

「中國的腫瘤科醫生是世界上最忙的，他們連吃飯和上洗手間的時間都很緊張，無法像美國同行那樣做到精細。」盛諾一家董事長蔡強告訴《財經》記者。

罹患胰腺癌的吳寒，曾深深恐懼化療。化療藥物摧毀癌細胞的同時，大量正常細胞也會被一起消滅，患者身體的正常運轉受到干擾，會出現噁心嘔吐、沒有食慾、手腳麻木，以及頭髮脫落等不良反應。

然而，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麻省總醫院，吳寒的主診醫生告訴她，會根據她的年齡、身體狀況適當調整用藥劑量，同時耐心地向她介紹化療方案中各種藥物的作用和不良反應。治療過程中，還給她應用多種藥物來減輕不良反應的發生，這樣一來被國內患者視為「生不如死」的化療，對吳寒的正常生活幾乎沒多大影響。

化療在美國的門診就能做，接受化療的患者往往不會有太大的不良反應。很多美國患者在化療後，直接開車去上班。

鄧和的主診醫生也詳細詢問了他的情況，以使治療過程舒適，最大限度提高他的生活質量。在美國進行四個周期的化療後，鄧和的影像複查結果顯示，肺部的腫瘤大為縮小，而腎上腺上的腫瘤沒有變化。主診醫生對國內腎上腺轉移的診斷產生了懷疑，讓鄧和重新做腎上腺穿刺，活檢證實為良性結節，並非腎上腺轉移癌。

據此，主診醫生調整後續治療方案，採用單葯化療，並同步對肺部放療。這意味著鄧和的腫瘤分期其實更早，相應地，預後結果也會更好。

最令患者焦慮的是，國內醫生一般簡單說明治療方案，然後等患者自己來作決定。而醫生和癌症患者共同對治療方案作出決策，這在歐美是醫療的常態。

醫生會詳細告知癌症患者治療方案的療效、益處以及風險，而患者可以向醫生傾訴自己對病症和相關風險的看法、疑慮，乃至個人的價值觀、經濟狀況、家庭職業等社會背景。最後，在醫生的引導下，醫患共同對醫療過程中的診治問題加以解決。顯然，這樣的治療環節更為合理。

在癌症醫療決策上，美國醫院還有一個制度，就是多學科會診評估。其核心是癌症的治療完全以患者為中心，由多學科的專家根據每一個患者的病情，制定個性化的全面的治療方案。

鄧和深感多學科會診的好處，一個由腫瘤醫生、外科醫生、放療醫生、基因專家、營養專家等組成的醫療團隊圍繞著他。根據他的病情，進行診斷並提出治療方案，而且隨著治療進展，多學科專家還會對治療效果進行評估，決定繼續還是調整方案。

國內有醫院在嘗試癌症患者的多學科會診，但在林楊林看來，癌症患者數量過於龐大，且都往三甲醫院聚集，優質醫療資源太緊張，使國內一些醫院的多學科會診心有餘而力不足。

降低海外醫療門檻

並不是每個有經濟能力的患者都能獲得去美國看病的機會，有時在預約時就會被拒絕，當美國醫生看到發送來的患者病例，認同國內的治療方案和用藥時，會建議他們不要去美國。

這是因為美國醫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則，畢竟中美之間13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不一定能給患者帶來更多益處。

像鄧和這樣到美國看病的患者，會經歷兩個過程，評估階段和治療階段。在評估階段，與一個多學科的專家團隊做交流和檢查，包括病理檢查和基因檢測，然後專家團隊制定一個確切的診斷和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這是對病人最有價值的階段。」蔡強說，通常這一階段需要兩周的時間，花費約10萬元人民幣，很多患者是可以接受的。

之後，美國醫生會和患者溝通，如果治療方案在中國完全可以實施，通常建議患者回到國內進行治療，這樣除親屬陪護方便，醫保還可以報銷一部分，以減輕負擔。

只選擇去海外進行病情評估和會診，這相當於患者既享受到海外醫療的部分好處，花費也不高。不過，患者的體驗感可能降低。

但對從事海外醫療的主流中介體系而言，這是擴大目標客戶群體的一個機會，可以解決當下業內「講故事的成分，遠遠大於實際去海外看病的人數」的癥結。

「很多知名的跨境醫療機構每年的客戶人數都是以百為單位，一些小的機構甚至是個位數。」林楊林說。

根據盛諾一家的統計，國內赴美重症治療的患者，2012年－2015年間，從不足1000人增長至約3000人，2016年估計突破5000人。癌症患者平均的治療費用為100萬－150萬元。

通過互聯網或者地推來挖掘客戶,難度很大，需要精準地找到目標客戶並讓客戶產生信任。畢竟對客戶來說，不僅花費不菲，且生死攸關。

在林楊林看來，除了讓患者走出去，開發遠程視頻會診方式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既降低費用，也免去患者舟車勞頓。然而，全球醫生遠程會診這事，不是中介機構能夠開展的，中介只能提供諮詢服務，無法進行具有診斷意義的遠程會診，想做這事，還得依託於國內的醫院積极參与進來。

新葯決定生死距離

抗癌新葯滯後，也是部分癌症患者選擇海外就醫的原動力。

絕大多數抗癌新葯都是歐美製葯公司研發的，由於監管等因素，這些新葯進入中國市場往往滯後數年。

國外抗癌新葯進入中國大陸前，需要國家食葯監總局的審批，要在國內重新做臨床試驗，這樣一來，抗癌新葯進入大陸的時間，往往比香港和澳門還要晚四五年。

這段滯後的時間就是生與死的距離。如肺癌第三代靶向葯在歐美已經上市一年多，大陸地區還是第一代靶向葯雄踞市場。

大多數情況下，患者使用某種靶向藥物一段時間後，體內的癌細胞會產生耐藥性，使療效明顯下降，這時就要考慮換藥了，市場上如果僅有一代葯，意味著產生耐藥性的患者無葯可醫。

前列腺癌，是全球範圍內男性中第二位最常見的癌症，在中國男性發病率中排名第六位。用於治療前列腺癌的藥物澤珂，2016年在中國大陸獲批上市，此前，不少病人只能輾轉去海外或者香港的藥房購買。

有些藥物在歐美價格高昂，免疫治療藥物更是非常昂貴，每年的藥費在15萬美元以上，於是一些中國患者另闢蹊徑，不惜去印度購買便宜的仿製葯，來延續自己的生命。

被醫學界看好的癌症免疫療法CAR-T，未來一旦上市，花費會更高，絕大多數患者家庭根本難以企及。

長期聚焦癌症話題的科普作家李治中認為，如何把有效的療法，以普通家庭能承擔的方式帶給中國的患者，是個難題。

讓全球醫療、醫藥資源共享，還有許多事可做。先行者鄧和已從中受益，在今後的日子裡，他只需要定期複查，預防癌症複發。